从七星岩游览中心区的西门而入，必须经过一道七星岩最长的拱桥，该桥不仅长，而且雪白如玉，故称玉带桥，因该桥共有十九个拱门，故又称十九孔桥。

华表是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是中国一种传统的建筑形式。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为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华表是古时宫殿、宗庙、亭榭、坟墓等建筑前面的一种柱形标志，原为木制的高柱，其顶端用横木交叉成十字，似花朵状，起某种表识作用，故称之为华表。华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物，有着悠久的历史。 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 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作为识别道路和标志，后来的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它的名字叫作“桓木”或“表木”，后来统称为“桓木”，因为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 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是议论是非的意思，就是现代的提意见，所以它又具有现代“意见箱”的作用。 据史书上记载，尧时的诽谤木以横木交于柱头，指示大路的方向，天安门前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 不过，天安门前的这对华表上都有一个蹲兽，头向宫外；天安门后的那对华表，蹲兽的头则朝向宫内，传说，这蹲兽名叫犼，性好望，犼头向内是希望帝王不要成天呆在宫内吃喝玩乐，希望他经常出去看望他的臣民，它的名字叫“望帝出”，犼头向外，是希望皇帝不要迷恋游山玩水，快回到皇宫来处理朝政，它的名字叫“望帝归”

祾恩殿站在祾恩门内向北望，一座气势非凡的大殿矗立在庭院的中央，它就是十三陵中唯一保存下来的祾恩殿。祾恩殿，原称"享殿"，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明世宗皇帝到天寿山朝陵，更名为"祾恩殿"。祾"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取"罔极之恩"意。也是就说，到这里祭祀可以得到先帝的护佑，恩德是没有极限的。原殿内日常陈设有神榻（灵座、龛帐）、帝后神牌、册宝、衣冠、御座、香案，以及各种乐器。朝廷遣官致祭时，殿内再增置陈设祭品用的正案、从案、三牲（牛、羊、猪）案匣等。

《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茔,开神道.” 　　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中国很多陵墓前都有一条大道--神道.神道两侧置放石人石兽,象征帝王生前的仪卫.陵墓前的石人又称翁仲,其来由是：秦朝有一名大力士,名阮翁仲,据说他身长一丈三尺,异于常人,力大无比.曾驻守临洮,征服匈奴有功.阮翁仲死后,秦始皇怀念他,特制翁仲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据说匈奴人来咸阳,见到铜人,竟为是活着的阮翁仲.从此,人们便把宫阙或陵墓前的铜人、石人称为翁仲. 　　陵墓前的石兽(即石象生)也有由来.石兽放置在墓前是从汉代霍去病墓开始的.霍去病是两汉时期一位年轻的著名军事家.他18岁随侍在汉武帝左右,善骑射.20岁时,两次率兵出征河西走廊找败匈奴,战功显赫.24岁时不幸病逝.汉武帝为表彰这员爱将,特在自己的茂陵之东修建霍去病墓,形式象征祁连山,以纪念他在河西走廊的功绩.石匠们参照祁连山的天然石兽,在霍去病墓前凿刻了跃马、卧马、伏虎、卧象、小猪、石鱼、人与熊、猛兽食羊等生动的石刻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踏匈奴",它概括了霍去病短暂一生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这组石刻便是中国古墓前最早的大型石刻. 　　后来的历代帝王的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也都沿用石人石兽的陵前装饰,所以现在的唐陵、宋陵、明陵、清陵几乎都在陵墓前陈列仪仗队式的石人石兽.

靖江王府从建成到明代覆灭的257年中，一共经历过12代14位藩王。后来被清朝定南王孔有德所占而成为定南王府。农民军李定国攻克桂林后，孔有德纵火自焚，使有250多年的王城化为焦土。王府被毁后，顺治十四年(1657)建贡院。1921年，孙中山集师北伐曾驻节于此。民国初年，这里先后为第二师范学校、模范小学、第三高级中学、甲种工业学校校址。民国14年(1925)冬，辟为中山公园。1937年为广西省政府所在地，抗日战争期间被毁，后重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校址。王府旧物，现唯余承运门、承运殿前的雕栏、台基和云阶玉陛尚且完好。

桂林历史文化熠熠生辉，是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来，该市致力于“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将全市各地的散落文化遗存挖掘梳理，串成“文化珍珠链”，进行传承与弘扬。桂林彩色拓印技艺——王府秘拓是近年来挖掘弘扬桂林靖江王府文化、摩崖石刻文化的典型代表。 据悉，桂林彩色拓印技艺——王府秘拓是在传统碑拓技艺基础上衍生的一种独特拓印技艺。明靖江王酷爱金石书画，王府匠户依靖江王的艺术审美，将盛行的彩瓷色彩运用与国画上色技法融入制拓工艺，形成了独特的拓印技艺，世人称之“王府秘拓”。2015年“王府秘拓”入选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正式命名为桂林彩色拓印技艺。

生于同治三年甲子二月二十一日(1864年) ，卒年待考。清代状元。原名福尧，字伯棠，一字伯崇，号忍庵，一号守勤。广西桂林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十五年（1889）任内阁中书,十八年（1892）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广西最后一名状元。由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贵州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副主考官、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 宣统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其性刚烈，为人正直，不阿权贵，故仕途不畅。受翁同癝影响，有维新倾向，翁被革职后，在政治上受到冷遇和歧视。 庚子之难时，留居京城，与浙江词人朱祖谋、同乡王鹏运潜心词学研究，合作《庚子秋词》，成为晚清临桂词派重要成员之一。晚年定居上海，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抑郁以终。著有《忍庵词》。

龙启瑞（1814～1858年），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是清代音韵学家、文字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广西桐城派五大古文家之一。字辑五，号翰臣（一说是字）。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三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七年，察考翰林詹事列二等，升为侍讲。出任湖北学政。治古文辞宗桐城，工书能篆、籀，善画山水，袁爽秋有题其山水画册七古。花鸟亦佳。但颇自矜重，故流传者少。卒年四十五。作有《寒松阁谈艺琐录、粤西先哲书画集序》。著有《经德堂诗文集》、《小学高注补正》、《经籍举要》等。《经籍举要》（袁昶增订，光绪癸巳仲冬重刊於中江讲院），为国学书目举要之先行者。 清藏书家、目录学者。字辑五，号翰臣。临桂（今广西桂林）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充广东乡试副考官。二十七年（1847）提督湖北学政，曾任广西总团练，与太平军相对抗，以守城“有功”，升为侍讲学士。咸丰六年（1856）授通政司副使、江西学政。次年迁江西布政使卒。喜治古文，宗桐城派，后从梅曾亮门下，工声韵学，贯串江声、段玉裁、王鸣盛等诸家之书。在京师时，与邵懿辰相从，于琉璃厂观古籍，流连忘返，觅购古今碑刻及书籍，购书4 000余卷。藏书处有“经德堂”，并有《经德堂藏书录》。道光二十七年（1847）撰《经籍举要》列举书籍289种，次年刊行。是部国学举要书目。该书目选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并指示其读法。除介绍经、史、子、集书外，又分为束约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六项，是一部指示诸生应考的推荐书目。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继《经籍举要》之后，产生了不少指示读书门径的专题推荐书目，30年后，张之洞《书目答问》方刊刻出版。精通书画。著《经德堂诗文集》、《古韵通说》、《尔雅经注集证》、《是君是臣录》、《小学高注补证》、《班书识小录》、《诸子精言》等。

陈继昌桂林临桂人。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卒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由于陈继昌抱病应殿试而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声名大振。察考又得第一，故又有“三元及第”之称。他是中国科举史最后一位“三元”状元。 陈继昌在翰林院修撰国史三年后，被派放外任。历任陕西、甘肃、顺天等乡试典试官。道光六年（1826）任会试同考官。道光十年后，历任山东兖州知府、直隶保定知府、通水河道巡察、江西按察使等职。曾任山西、直隶、甘肃、江宁布政使。道光二十三年，进京受道光帝嘉勉。道光二十五年，官至江苏巡抚。一年后，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卧病三年，病故于家中。 陈继昌：“三元及第”闻天下 一 距桂林市约20公里处的灵川县潭下镇有一个山口村，村子里有一口神奇的千年古井。那口古井虽然历经千年的沧桑，但井水长流不涸、清冽如故。古井边，高耸着一座雕刻精美的牌坊，牌坊正中的额枋刻有楷书“四方灵泉”4个字，字体书写洒脱、笔锋遒劲，笔划尾端均被雕刻成爪状，寓意“五爪金龙”，落款为“三元及第桂林莲史陈继昌敬书”。 据古井碑刻记载，古井始建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兴国年间，原名“四方泉”，距今已有千年历史。这口古井有许多传说：如该井泉水神奇，能预兆旱涝，每当附近的甘棠江涨水，井内就会发生巨响，随后泉水下落丈余，但一下子又恢复原样；而在晴朗的早晨，如果在太阳的照射下井口映出彩虹，则预兆本地当年民泰年丰。 和古井那神奇传说一样令人称奇的，就是那陈继昌的亲笔题词。要知道，一口井不但引来当时的地方名流乡绅为它修筑牌坊，而且引来“三元及第”的状元为它亲笔题词，在广西来说实属罕见。 众所周知，古代的匾额多为木质，也有石材雕刻的。匾额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民俗民情，且集雕刻、书法、漆器工艺于一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匾有直、横两种，常见的有两字匾、三字匾、四字匾。古人喜欢以四字匾寄寓明志，加以缀饰美化。如清朝的雍正皇帝按顺治的笔迹所写“正大光明”四字匾，标榜自己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在朝时宫殿上都悬挂有“中正仁和”四字匾。而桂林王城正阳门上悬挂着的一块“三元及第”匾，它记述的，也正是高中解元、会元、状元“三元”的盛事。 陈继昌并非灵川县人，他是桂林临桂区人，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名臣——乾隆时的宰相陈弘谋的曾孙，他原名守睿，字哲臣、号莲史，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享年59岁。 陈继昌是清代200多年中2个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中的一个，也是中国封建科举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他是清嘉庆十七年（1813年）癸辰科的解元、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的会元、状元，授职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主考学政、翰林院侍读、江西巡抚和直隶、甘肃、江宁布政使以及江苏巡抚等职。由于他抱病应殿试而连中“三元”，在“察考”的时候又取得第一名，因而又有“四元及第”的美称。 如今，临桂区横山村的松仁坳仍有保存完好的“状元墓”。 二 陈继昌自幼聪明，年轻的时候就写过不少的诗词，作过不少的对联，还用对联救过人，深得老百姓的喜爱。 那一年陈继昌赴京赶考。有一天他走到一条小河边，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忽然，他看见一个年轻书生急急忙忙跑到河边，一会儿仰天长叹，一会儿又拱手作揖，还似乎要向河里跳下去。陈继昌急忙跑过去，拦腰把他抱住，然后劝慰说：“仁兄，你为什么要轻生呢？使不得啊！使不得！那书生低着头，泪如雨下地说“唉，说来话长，我枉受十年寒窗之苦，竟输给了两个挑担的村夫。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啊？！” 陈继昌追问下去，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那年轻书生也是赴京赶考的，同行的还有两个挑夫。那两个挑夫行到这里时，便笑着对书生说：“书生上京赴考，必定是个满腹经纶的人。你看我们两个每人挑100多斤，两人就担了200多斤。现在就用面前的这件事，出个上联给你对一对，你看好不好？”书生心想自己苦熬十年寒窗、熟读四书五经，难道还怕比不上你们这些从不沾书边的挑夫？于是便满口应允下来，对挑夫说道：“我如果能对出来，你们又怎么样呢？” 两个挑夫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能对出来，我们就挑起你走；但如果能对不出来，你就要帮我们挑一下。”书生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其中一个挑夫就出了上联：“人轻担重轻挑重”。书生一听，绞尽脑汁也无法对得上。两个挑夫哈哈大笑起来。书生羞愧难当，就弯下腰去挑那百斤重担。他一个文弱书生，就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挑不起来。脸孔一下子涨得像关帝庙里的关老爷一样通红。两个挑夫捧腹大笑，还讥笑他说：“你对子对不了，担子又挑不起，看来还是转回家去再读几年书再去赶考吧？”说完，他们挑起担子嘻嘻哈哈地走了。书生感到自己的脸面就这么丢尽了，觉得无地自容，一时想不开便动了轻生的念头。 陈继昌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对那书生说，我也和你赌一赌吧，如果我对得出来，你就不要有什么轻生的想法了，跟我一起上京好了。说罢随手捡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出了下联：“脚短路长短走长”。书生见了，连连称赞：“你真是高才啊！”陈继昌听了，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好了，我们一起走吧。”于是两人结伴而行，共赴京城。 陈继昌读书破万卷，不但笔底生花，还才思敏捷，对对联十分神速，对出了不少妙对、难对甚至是绝对。 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陈继昌和书生走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又累又渴。见到前面有一个村子，陈继昌就拐了进去，想向村民讨口水喝。走到村里，却见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一口井的旁边。陈继昌走上前一看，那井里一点水也没有。于是他就问一位老：“老人家，你们是在为井里没有水而发愁吧？”老人头也没抬，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俺村百十户出钱出力打的这口井，原来井水又清又甜的，谁知在前天夜里便没有水了，真是奇怪啊！”旁边的一个中年人接着说：“昨天，村里来了一位跛脚道人，见到井里没有了水，就顺手捡了块木炭，在井圈的石壁上写了七个字，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村里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就去邻村请来一位老先生。老先生说是一个比对子的上联，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只是连连地摇着头说‘这样的绝对，没有人能对得上。兴许谁对上了，井里就会出水了’。” 陈继昌听了，轻轻拨开人墙，朝井圈的石壁上看去，见上面果然写着一个上联：“弯腰桃树倒开花，蜜蜂仰采”。陈继昌读完上联，略加思索，就不慌不忙地挽起袖子，从容地捡起那位跛脚道士扔在地上的半截木炭，在上联的下面写出了下联：“歪嘴石榴斜张口，喜鹊横勘”。 说也奇怪，当他写完“勘”字的最后一笔时，井里就有一股碗口粗的清水“咕噜咕噜”地翻涌而出。顿时，全村的男女老少欢蹦活跳起来。村民们要重谢陈继昌。陈继昌连说不用了，“我们还要进京赶考，给一点水让我们解解渴就可以了。”话没说完，早就有村民从井里打了水送上。陈继昌和书生“咕嘟咕嘟”地喝了个痛快，又洗了把脸，在村民们的欢送下继续赶路。 三 陈继昌才识过人，学问高深，曾为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作序。梁章钜说：“在桂林时，每得一联，辄与陈莲史、徐小霞、陈海霞、桂舫诸 君赏析之。” 《楹联丛话》收录有陈继昌的“云霞成伴侣，冰雪净聪明”、“石壁开精舍，瑶华振雅音”、“虚舟任所适，飞鸟相与还”、“守道还如周柱史，著书曾学卷司农”、“自把新诗教鹦鹉，戏拈秃笔调骅骝”、“茶亦醉人何必酒，花能傲雪况于松”等对联。《楹联丛话》还说：“陈莲史所作楹帖，语多古异。” 清初，江南地区文风极盛，许多人考取了进士、状元。陈继昌被派放外任到江苏当巡抚的时候，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是桂林临桂区人，而当时广西的文风并不是太盛，所以江苏的举子们对陈继昌这个八桂才子并不放在眼里，很是轻视，在他面前言行举止甚是猖狂。陈继昌看在眼里、听在心上，但就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天，正逢苏州的关帝庙落成，地方上请陈继昌撰联以纪盛事。陈继昌欣然答应，飞快地题出“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辞鲁肃，江南士子尽低头”的对联来。上联大气凛然，歌颂了关公的英雄事迹；下联不但一吐心中闷气，而且语涉双关，抑挫了江南考生的傲气，实在是妙不可言。 那联一传开，江南的才子面对陈继昌的时候，无不毕恭毕敬，果然都有一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陈继昌名满神州，不但文采风流，在对联方面更是技压群儒，这更使许多人争相以联相赠，纷纷题咏。如王昙题咏的“道光宇宙，德溥乾坤”，林则徐题赠的“南士渊源承北学，秋曹门馆坐春风”和佚名题赠的“高祖当朝一品，文孙及第三元”等等，其中潘世恩题赠的“畿辅为屏，越五百里；科名盖代，第十三人”，下联说的就是历代至今，登“三元”的，到陈继昌总共只有十三个人。 陈继昌辞世后，人们也纷纷撰挽联纪念他。其中著名的岭南才子、广西象州人士郑小谷为他撰写的挽联是“鼎甲系连元，历数前代名儒，十有四人君最后；养疴曾七载，归卧相公旧地，两无一面我真愚。”从古到今，连中三元的只有13个人。但郑小谷的挽联却说有14个人，其实郑小谷所说的14个连中“三元”的状元按顺序是：唐代张又新、崔元翰，宋代孙何、王曾、宋庠、杨寘、王岩叟、冯京，金代孟宗献，元代王宗哲，明代商辂，清代王玉璧、钱棨、陈继昌。问题就出在王玉璧身上，因为王玉璧是武科的“三元”，而陈继昌等13人全属文科，郑小谷把武科也算进去了，所以才有了“十四人”之说。

和硕格格，为大清贵族女子的爵位称号。亲王之女封为“和硕格格”。“和硕”是满语“四方四角”的意思。清初皇女及宗室女均统称格格。 孔四贞（1635年－1713年），清初定南王孔有德之女。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奇袭广西，攻破桂林，孔有德自尽，其家一百二十余口悉数被杀，只有孔四贞逃往北京，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封和硕格格。孔四贞出身将门，随父军中，性情刚烈。嫁给孙延龄后，在丈夫面前趾高气扬，孙延龄心机颇深，最初对孔四贞百般恭敬，孔四贞遂为他在宫廷游说，使孙延龄得宠朝中。康熙四年（1665年），孙延龄怂恿孔四贞请求朝廷准许他们“就食广西”，康熙帝批准。后来孙延龄夫妇举家南下，孙延龄便渐次排挤了孔四贞，夫妻感情恶化。三藩之乱爆发后，孙延龄首鼠两端，终被吴世琮所杀。后来吴三桂把四贞接到云南，以为笼络原定南王部属，事实形同软禁。孔四贞待在昆明八年，直到“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才辗转返回京师，晚景凄凉。传说死后葬在今北京公主坟，该地乃因此得名。但已经考证此说不实。 按说当董鄂妃在顺治十三年入宫后，15岁的孔四贞就可以同孙延龄完婚了。但那时的她还 不能担负起遥控广西将士的重任，她还需要学习兵书战策。顺治十六年十二月孔廷训的葬礼结束后，孔四贞便在北京开府正式担负起父兄的责任，一切刚刚开始，她需要适应的时间，婚期只能往后推。紧接着就是董鄂氏去世，她当然不能在顺治最痛苦的时候离开紫禁城；接下来又是顺治病逝，作为太后义女的孔四贞也不可能在太后最伤心的时候出阁。 当顺治8岁的儿子玄烨顺利即位、当太上皇的丧事料理完毕，已经20岁的孔四贞终于走出皇宫同孙延龄完婚。孝庄太后令在西华门外为新婚夫妇建造府邸，沾了妻子光的孙延龄被授以“和硕额驸”的称号，被赐予世袭侯爵，并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孔四贞与孙延龄都在军营中长大，年龄又相当，堪称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桂林失陷以及孔四贞的北上，使得她同孙延龄一别就是8年。继续在军营的孙延龄，与走进皇宫的孔四贞，生活环境悬殊极大。更何况孔四贞同顺治还有过那样一段心心相印、终身难忘的神交，留下了有缘无分、失之交臂的遗憾。 作为一个男人，孙延龄也有自己的魅力，他身材魁梧，面庞端庄，长于击剑，精通音律，但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得他没有时间读书，而且他也从未感到有读书的必要。因而当胸无点墨的孙延龄在洞房中出现的时候，孔四贞已经感到彼此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她只能用美中不足来安慰自己。 孙延龄对于婚后的生活，内心深处也是矛盾重重。别说孔四贞已经得到公主的名分，即使在军营时他也得处处让着孔四贞，孔四贞的父亲毕竟是孙延龄父亲的顶头上司。被男尊女卑桎梏的中国男人，尽管从妻子下嫁中捞到不少实惠，但还是会为生活在妻子的阴影下而愤愤不平，孙延龄当然也难免其俗。但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他当然也会意识到，在父亲孙龙阵亡后，要想在仕途上走捷径也只能依靠有公主头衔的妻子了。就因为是孔四贞的丈夫，他不仅得到世袭侯爵，还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堪称青云直上。至于孔有德的定藩遗产，早晚也要落到孙延龄的手中。为了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他必须在妻子面前更殷勤、更恭顺。只要获得妻子的欢心，就能得到太后的好感，丈母娘疼姑爷从来都不掺假。 康熙五年(1666年)，指挥定南王部下已经快十四年的老将缐国安因年老乞求致仕，踌躇满志的孙延龄便撺掇妻子奏请出镇广西，他天真地认为一到广西就可以凭借孔有德女婿的“半子”身份，顺理成章地接管定南王旧部，摆脱妻子的光环。 孔四贞也有自己的考虑，玄烨即位时才8岁，由四位满洲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当年孔有德在投奔后金后受到皇太极的重用被封为王时，就曾遭到满洲大臣的强烈反对，四位辅政对此更是耿耿于怀。康熙二年十二月(1664年初)已经下达的在“定南武壮王祠”前立碑的命令被辅政大臣取消了，就连先皇帝“春秋致祭”的命令也要被废止。秉承辅政大臣旨意的礼部竟然置先皇帝、当今皇帝的谕旨于不顾，最终还是孝庄皇太后的干预才撤回辅政大臣的批示。 更令孔四贞忧虑的是:曾经以西方天算学方法为清王朝制定出中西合璧的历书、给义母孝庄治好过病、被太后尊称为义父的钦天监监正——传教士汤若望竟因所谓西方天算学谬误、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在康熙三年八月锒铛入狱。 对曾经是紫禁城里座上客的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汤若望，孔四贞并不陌生，老玛法学识渊博，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只要他一开口，就像打开的八音盒一样展现出一个多彩的世界。八音盒的妙趣在旋律，而老玛法讲话的妙趣更在于内容:从用望远镜看星星到远洋航海的见闻，从钟表的修理到用钢琴演奏乐曲，这些稀奇的内容就连满腹经纶的顺治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题。玄烨之所以能成为康熙帝，也同老玛法的进谏有直接关系。顺治在病危时，为避免幼主临朝所出现的政治动荡，欲把皇位传给堂兄，在此关键时刻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极力劝说顺治立此子为皇储，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 经过几个月的审理，辅政大臣在康熙四年(1665年)初对病入膏肓的汤若望作出凌迟处死的判决，这份判决在三月初二送抵御前。孝庄太后怒不可遏，严词斥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尽管太皇太后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上天赫然震怒，驳回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此案的是非曲直并未得到澄清，鳌拜仍旧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判处。奄奄一息的汤若望以戴罪之身被抬出刑部大狱，虽然幸免一死，但在去世前依然多次受到审讯，受牵连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5人均被处死。 太后的义父都能含冤入狱、险些丧命，更何况太后的义女!孔四贞一直寻找逃出辅政大臣手心的机会。老将综国安的致仕之疏，的确给了孔四贞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到广西统率父亲的部将。其实这也正是孝庄皇太后所期望的，一直视孔四贞为己出的太后相信，这份母女之情将永远激励着这个没有血缘的女儿为娘家、为国家竭忠尽力。 孔四贞是带着和硕公主的仪仗离开京城的，但谁又能料到在行至淮安时，辅政大臣又追发了一道谕旨:册封孔四贞为一品夫人。对于这道命令孙延龄是喜上眉梢，可孔四贞却心生怨愤，这究竟是谁在捣鬼，是孙延龄还是辅政大臣?把孔四贞从和硕公主变为一品夫人，对治理广西军队是利还是弊?她虽是女流，但深明大义，父亲的部将也买她的账，现在又把孙延龄抬出来同自己平起平坐，就等着扯皮吧，再说那些多年转战的老将能听任孙延龄的摆布? 命运多舛的孔四贞虽然躲开京城的漩涡，却陷入一个更大的、时间更长的漩涡。觊觎孔有德遗产的人实在太多了，除了孙延龄及其兄长孙延基外，还有定藩包衣(即奴仆)中的头面人物戴良臣及其亲属王永年等人。至于老将马雄更是不把孙延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综国安致仕后也该轮到自己掌管定藩了。面对孙延龄兄弟的拼命揽权，戴良臣、王永年等人的设法弄权，马雄的居功自傲，已经成为一品夫人的孔四贞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而以孙延龄的能力、资历、威望根本就驾驭不了那些身经百战的部下。但缺少自知之明的孙延龄不思谨慎从事，竟然想像尚之信、耿精忠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少东家，甚至效法吴三桂任意安置亲信…… 在广西的这几年孔四贞过得非常累，孙延龄的权欲与他的能力恰恰成反比，不仅遭到属下的告发，也接连遭到山西道御史马大士、广东道御史鞠珣的弹劾。其实孙延龄的劣迹比起尚之信、耿精忠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但言官也是专拣软的捏。说到底还是孙延龄是个外姓人，又没有建立丰功伟绩，实在难服重望。好在朝廷看在孔四贞的面子上，并未惩处这位年轻的广西将军。 后来康熙开始亲政——辅政时代已经结束，孔四贞也就不打算继续留在广西——这块激烈争夺定南王遗产的是非之地。她决定急流勇退，以保住父亲的一世英名。鉴于扫平南明已有10年、海内一统也已经实现，她就该把定南王属下的军队交给朝廷，由朝廷统一处理。如果父亲在世，也到解甲归田的时候了。她可以想像得出，孙延龄会坚决反对交出军权，但定藩的这份家业姓孔，不姓孙。 正当孔四贞策划如何同朝廷联系、如何从广西撤藩时，盘踞云贵的吴三桂在昆明反了，毗邻贵州的广西局势也就骤然紧张起来，年逾而立的孔四贞再次陷于兵荒马乱之中。孔四贞对吴三桂并不陌生，当年孔有德曾同吴三桂给子女定过娃娃亲，为独子孔廷训聘下吴三桂之女，而子女稀少的平西王也把孔四贞收为义女。桂林的陷落、孔廷训的被俘及遇害，使得吴、孔两家最终未能结成儿女亲家。 孔四贞最担心的就是:在动荡的情况下，孙延龄很可能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授人以柄。既缺少心计而报复心又极强的孙延龄，果然乘乱把告发他的都统王永年等人杀了。实际上孙延龄没有胆量反，但两广总督金光祖以及广西巡抚却把孙延龄的擅杀部下当作叛应吴三桂，并调动驻扎在柳州的马雄前来进剿，孙延龄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 吴三桂从贵州出发，也竭力拉拢孙延龄。孙延龄的确是左右为难，因为杀了王永年等人已经背上从逆的黑锅。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什么都没干，还被朝廷处死，那可是皇家的亲姑爷。他孙延龄这个名义上的额驸，就别白日做梦了。吴三桂的威胁就在身边，如果真的打起来，他不可能得到两广总督金光祖的援助，也不可能得到马雄的配合，绝对是孤军苦战，他哪里是吴三桂的对手! 如果叛应吴三桂，孔四贞那关也不好过。夹在朝廷、吴三桂、孔四贞之间的孙延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走投无路的孙延龄终于倒向了吴三桂，被封为临江王。实际上孙延龄对吴三桂始终称婿不称臣，对征调出兵也是能拖就拖……他只想在局势动荡、朝廷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实力。 孔四贞在得知孙延龄从逆后，愤怒不已。想不到为国捐躯的孙龙竟然生了一个如此不肖的逆子，想不到以慧眼识人自许的父亲竟然给女儿挑了一个禁不起风浪、犯下灭门之罪的夫婿，悔不当初遁入空门…… 想到把自己视若己出的孝庄皇太后，孔四贞就愈发感到内疚，她没能看好定藩的军队，她没能管住孙延龄。可这能全怪孔四贞吗?要不是那份追发的“一品夫人”的命令，孙延龄能公开揽权吗?能闹到王永年等人被杀吗?能落到骑虎难下吗? 在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后，孔四贞就开始联络父亲的部将，以期反戈。在孔四贞最困难的时候，一个真心实意帮助她摆脱逆境的人出现了，此人就是因疏言吴三桂“必有异志”而被发配到广西梧州的原甘肃庆阳知府傅弘烈。傅弘烈并不是那种只会发议论的书呆子，他一到广西就设法接近孙延龄，见微知着的傅弘烈早就意识到吴三桂举兵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既然身在广西，就要争取孙延龄的信任，一旦事态有变，也好见机而行。当吴三桂发动叛乱后，他立即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投入同叛军的战斗，并同坐镇江西的安亲王岳乐取得联系，商讨对敌方略。但傅弘烈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吴三桂指使已经归降的马雄杀了傅弘烈在柳州的亲戚部属百余人。 经过孔四贞、傅弘烈的规劝，孙延龄已经心生悔意，但康熙十四年正是叛军气势最盛的时候，让已经上了贼船的孙延龄立即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总算接受了尽量避免同清军交战的建议。为了逼孙延龄尽快反正，孔氏旧部发动兵变，杀了孙延龄的兄长孙延基，勒令孙延龄交出兵权，听从孔四贞的指挥，时为康熙十四年九月。 孔四贞已经充分意识到时局的艰难，一方面她通过傅弘烈同朝廷取得了联系，表明自己自离开北京无时无刻不以太后的隆恩为念，作为孔有德的女儿，为了朝廷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只求太后网开一面赦免孙延龄。另一方面，她也把写下的令定南王部下配合朝廷同叛军作战的命令交给了傅弘烈。孔四贞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吴三桂如果得到孙延龄反叛自己的消息决不会饶过他们，一旦身遭不测，就由傅弘烈去指挥这支军队，把父亲的军队交给一个满门忠烈的人，她一百个放心。 情况确如孔四贞的预料，康熙十五年(一说十六年)十二月，吴三桂从马雄那里得悉孙延龄暗通清廷，决定对其进行突然袭击。他派侄孙吴世琮以进兵广东为名，兵临桂林。对于吴军的突然到达，孙延龄满腹狐疑，不出城迎接等于不打自招，出城迎接又恐身遭暗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让孙延龄权衡，出城迎接也许还能化险为夷。于是他身藏利刃出了城，而这一走竟成为夫妻永诀。 孙延龄在辕门遭到吴世琮手下的突然袭击，他立即取出备好的利刃进行反击，尽管被团团包围，尽管负伤累累，孙延龄依旧接连击毙数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洗掉从逆的罪名；他用敌人的血液渲染出一幅辉煌的画卷；他凭自己的勇气与无畏走出妻子的阴影，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听到城外突起的杀声，早已全副武装的孔四贞立即打马冲出城门，以期救出夫君；吴军如潮水般涌进了桂林。他们团团围住了孔四贞，却又始终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交战，逼着她一步步走向昆明。倒不是吴三桂对这个二十多年没见面的义女动了恻隐之心，而是要像孝庄皇太后那样通过孔四贞来控制定南王部将。 孔四贞在被软禁中度过了6年，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为了超度父母、公公、丈夫的亡魂，为了保佑唯一的儿子躲过桂林失守后的屠戮，她已经吃斋念佛。既然身不由己，也就只能把囚所当庵堂，来个带发修行了。 在囚禁中孔四贞得到的第一个噩耗是唯一的儿子被吴军杀害，丧夫之后又失去儿子，她又变得孑然一身。二十多年前她经受过这样的厄运，但那时她才11岁，她还有时间、有能力去改变命运。婚后她同丈夫也度过5年美好的时光，但“一品夫人”的谕旨却在夫妻之间造成了10年的隔膜，一直到孙延龄血战而亡之时才彻底消除。夫妻隔膜的消除，竟然以生命为代价，这代价也实在太昂贵了。 孔四贞陷入久久的反省中，孙延龄固然有走捷径之意，可戴良臣、王永年都是因为向自己献媚才得到重用的’因；此也就把孙延龄逼上了虎背。虽然孙延龄最终从背上跳了下来，但他不仅仍然背着从逆的罪名，还搭上宝贵的生命。如今她只能用心灵上的忏悔，来求得丈夫亡灵的宽恕。 她得到的第二个噩耗则是已经被任命为广西巡抚的傅弘烈被马雄之子马承荫杀害了。从康熙七年揭露吴三桂“必有异志”到康熙十九年为国捐躯，傅弘烈所经历的磨难、所付出的牺牲、所遭遇的苦战，只有孔四贞这个身临其境的人才看得真真切切。自从走出紫禁城，她第一次见到一个如此百折不挠、为国合家、临危不乱、足智多谋、浑身是胆的人；一个心怀天下、不顾个人安危、并最终把一腔热血抛洒在封疆土地上的人；一个令她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并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的人。傅弘烈那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对身在逆境的孔四贞来说是永远的激励与鞭策。 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三藩战乱结束后，孔四贞才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她交出了直隶属于父亲的军队

石涛(1630一1707年)，明末清初的“清初四僧”之一，中国清代画家、僧人。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原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号很多，还有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 　　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为广西全州人。其生年有明崇祯九年、十四年、十五年(1636、1641、1642年)诸说，卒年有清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九年、约五十七年(1705、1710、约1718年)诸说。明亡后，朱亨嘉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时石涛年幼，由太监带走，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曾拜名僧旅庵本月为师，性喜漫游，曾屡次游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晚年居扬州。他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 　　石涛号称出生于帝王胄裔，明亡之时他不过是三岁小孩，他的出家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这与渐江的"受性偏孤"是不同的，石涛的性格中充满了"动"的因素，因而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并山呼万岁，并且主动进京交结达官显贵，企图出人头地，但权贵们仅把他当作一名会画画的和尚而已，并未与之计较，故而功败垂成。因此他是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地渡过了一生，好在他聪明绝顶，巧妙地把这种矛盾发泄到他的画作之中，所以他的作品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这也正是他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 　　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丰富多彩；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酣畅淋漓，极尽变化；构图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鸟、兰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清润，极富个性。石涛的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淋漓，空间感强。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斫，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白崇禧倡议建造，与其同期建造的还有中山纪念塔，念塔呈三角形，筑五级台阶，喻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精神和五权宪法。塔的三面分别有题词：“中山不死”为谢顺慈书；“总理遗嘱”为张猛书；“主义常新”为莫乃群书。塔附建有仰止亭，楹联由谭延闿书，亭西有石碑“中山常在”，为廖承志书。

桂林具有2100多年的历史，而位于靖江王府的王城景区浓缩了桂林千年的历史与人文，具有77年办学历史的广西师范大学，利用自身社会人文科学的优势和丰富的国学教育资源创办了“国学堂”。“国学堂”成立后，该校将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登堂讲学，并将编辑出版“国学堂演讲录”。据介绍，通过开展国学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将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国学教育也可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打造出桂林又一文化品牌，服务于桂林“文化立市”战略。